4067.另一方面，如果被告们引起了不可分损害，那么每一个被告都要为整个损害负责。

　　西安事变以后，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，中国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，派出等人为代表，自1937年2月至9月，先后在西安、杭州、庐山等地与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。谈判的中心是，红军改编和苏区改制问题。起初，傲慢地提出不同意有师的编制，只准编为3个团；后又增为6个团、9个团，人数只限3000至5000人。蒋介石密电顾祝同，提出“中央只准其编4团制师之两师，照中央编制，8团兵力当在15000人。以上之数不能再多”。蒋介石甚至地提出：“请毛先生、朱先生出洋！”以实现其“一个主义、一个政党、一个”的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对蒋介石的一一驳斥，并他：现在是与商谈合作抗日，而不是向投诚，要收编。对于提出要向军队派遣政训处主任、参谋长或联络参谋的主张，中央明确谈判代表，“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”。由于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，再加上形势所迫，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。>>

　　由于有共组西南联大的渊源，又由于同是综合性的文理科大学，南开与北大的联系是很密切的。这种联系的一个重要表现，就是双方的教师经常作交流性的讲课。六零年以后，北大的齐思和先生来校教我们的世界中世纪史(讲的主要是欧洲)，而我们的古代日本史课程，也由北大的周一良先生担任。齐先生界史上的学养甚深，讲课时更妙趣横生，课堂上总是笑声不绝。周先生搞世界史，又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，故在讲课中每多中外比照。